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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鼓文的前世今生——历代石鼓文研究、临创概述
来源: 中国艺术报   发布时间: 2018-11-19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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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贞观初年在陕西境内出土以来,石鼓及石鼓文颇受历代学者、书法家重视,围绕它的研究绵延千年,至今不绝。学者关注的重点是石鼓的制作原由、制作时代、石鼓诗的性质、训释等,书法家关注的重点则是石鼓文的籀文字体、捶拓摹刻、临创转化等。将石鼓文的学术研究和艺术实践合观,或许能够对其有更深入的了解。

  唐初到南宋基本奠定了石鼓及石鼓文的研究方向。贞观时,吏部侍郎苏勖认为石鼓文为史籀(史官)留存之迹,他说“世咸言笔迹存者,李斯最古,不知史籀之迹,近在关中” ,于是,在地下埋藏千年的石鼓有了作者。到了开元年间,书法家张怀?在《书断》中评述“籀文”时赞曰“体象卓然,殊今异古;落落珠玉,飘飘缨组;苍颉之嗣,小篆之祖;以名称书,遗迹石鼓” ,并将史籀书列为神品,评述称“ (石鼓文)开阖古文,畅其戚锐,但折直劲迅,有如镂铁。而端姿旁逸,又婉润焉。 ”于是“体象卓然”“落落珠玉”“折直劲迅”“端姿旁逸”便成为石鼓文艺术特征之的评。 《书断》中还说“其(史籀)迹有石鼓文存焉,盖讽宣王畋猎之所作。今在陈仓” ,对石鼓的时代和出土地以及“石鼓文”之称有明确的叙述。至大历年间,书法家窦蒙为其弟窦?《述书赋》所作注云“传史籀,周宣王时史官。著大篆,教学童。岐州雍城南,有周宣王猎碣十枚,并作鼓形,上有篆文,今见打本” ,石鼓记述周宣王出猎场面的“猎碣”之名,由此始称。至此,石鼓文的名称、出土地点、制作时代、艺术特征、诗文内容这些问题都有了初步的结论。

  唐代文人对石鼓文亦多有评论。杜甫《李潮八分小篆歌》中有“苍颉鸟迹既茫昧,字体变化如浮云。陈仓石鼓又已讹,大小二篆生八分”的句子,将石鼓文作为字体流变的一个环节。也许石鼓文圆润筋道的笔画并不能打动主张“书贵瘦硬方通神”的老杜,但这种“讹变”的字形,却打动了以山水田园诗名世的韦应物,他在《石鼓歌》中写道“周宣大猎兮岐之阳,刻石表功兮炜煌煌” ,“忽开满卷不可识,惊潜动蛰走云云” 。韦应物发展了苏勖的观点,将石鼓的年代放在周宣王时期,将诗文的性质由讽谏定为刻石表功的赞颂,也正是他的这首诗,打开了石鼓年代的千年聚讼之门。

  韦应物的这首诗说理味重,真正让石鼓散发出夺目光辉的是比韦应物年少三十一岁的韩愈。他有同题的《石鼓歌》 ,从石鼓的起源论到它的价值,其对石鼓历史的细致回顾,对石鼓文谥法的淋漓渲染,对古物的热切珍重,对陋儒的无情嘲讽,开启了真正认识石鼓的学术进程。“辞严义密读难晓,字体不类隶与蝌。年深岂免有缺画,快剑砍断生蛟鼍。鸾翔凤翥众仙下,珊瑚碧树交枝柯。金绳铁索锁钮壮,古鼎跃水龙腾梭。 ”面对捶拓精细的纸本,韩愈也觉得其严密的辞义甚难通晓,其陌生的字体难以归类。但是他的高妙在于,面对这样刻画精熟果断的书法,能以精妙的比喻做出自己的解释。于是,不论“鸾翔凤翥众仙下,珊瑚碧树交枝柯”的生新富丽,还是“金绳铁索锁钮壮,古鼎跃水龙腾梭”的老辣遒劲,都幻化成我们脑海中一幅幅别样的图景。

  到宋初,欧阳修在《集古录跋尾》中回应了韩愈的说法,他说“岐阳石鼓初不见称于前世,至唐人始盛称之,而韦应物以为周文王之鼓、宣王刻诗,韩退之直以为宣王之鼓。……前世传记所载古远奇怪之事,类多虚诞而难信,况传记不载,不知韦、韩二君何据而知为文、宣之鼓也。隋、唐古今书籍粗备,岂当时犹有所见,而今不见之邪?然退之好古不妄者,余姑取以为信尔。至于字画,亦非史籀不能作也。 ”韦应物诗的第一句“周宣大猎兮岐之阳” ,也有人引作“周文大猎兮岐之阳” ,如葛立方的《韵语阳秋》 。欧阳修透露出石鼓的制作年代和文字的镂刻年代可能存在差异。这为石鼓和石鼓文的年代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欧阳修虽然在基本观点上认同韩愈,但他提出了几点疑问:“然其可疑者三四: ……此鼓按太史公《年表》 ,自宣王共和元年至今嘉?八年,实千有九百一十四年,鼓文细而刻浅,理岂得存?此其可疑者一也。……自汉已来,博古好奇之士皆略而不道。此其可疑者二也。隋氏藏书最多,其志所录,秦始皇刻石、婆罗门外国书皆有,而犹无石鼓。遗近录远,不宜如此。此其可疑者三也。 ”这三点可疑之处拉开了新的石鼓时代研究的序幕。将这些疑问赋予活力的是南宋史学家郑樵,他将石鼓文与秦铭刻文字相印证,并据“丞”“? 倍?秩范ā按耸??允乔刈? 。由此“石鼓秦物论”开始盛行。后世持此说中比较有影响力的是明代文学家杨慎和清代学者全祖望,二人都指出石鼓为秦襄公时器物。清末震钧《石鼓文集注》和《天咫偶闻》中则认为石鼓诗文内容与《史记·秦本纪》所载“文公三年,以兵七百人东猎。四年,至?F渭之会”等史实相符,而提出石鼓为秦文公时代的旧物。郭沫若在《石鼓文研究》中对“襄公说”进行了更深入的论证,认为“石鼓文”内容与秦襄公八年护送平王东迁和建?的史实相合,所以石鼓应是襄公时代之遗物。以石鼓文内容与历史文献比照来确定年代让石鼓文研究走向深入。

                          

                       仪征阮氏 重??/span>天一阁北宋石鼓文本 

                              哈佛燕京图书馆藏

  另外,王国维将石鼓文字与秦公簋、虢季子白盘铭文对照,指出二者体势与血脉相承,盖一时所铸。他从文字字体等角度对石鼓文字进行分析,认为石鼓应作于德公迁雍之后。马衡主张石鼓乃穆公称霸西戎,周天子使召公致贺时所刻。他将秦十二器文字与石鼓文字相对照,又以“? 弊钟梅ㄎ???っ魇?奈哪宋?匚摹L评荚凇妒?哪甏?肌分写用?獭⑽难?贰⑿掠锘恪⒆中巍⑹榉ā⒎⑾值亍⑹?媸?呐帕写涡颉⒌赝?劝烁龇矫妫?晗傅芈壑ち耸?奈闹荒懿??谡焦?逼冢?⒔?徊饺衔??牟??谙坠??荒辍U庑┪南籽芯糠椒ㄔ谑?奈纳系脑擞茫?沟檬?奈难芯吭诙??兰蜕习胍犊涨胺比佟5贝?д咧校?钛?谌衔??牟??诖呵镏型砥冢?梦?缛衔??牟??诖呵镎焦??洌?庑┧捣ㄋ洳蝗缫陨现髦堋⒅髑刂罴抑?稻?罚?锤?游韧祝?蚨?蝗嗣枪惴翰捎谩?/p>

  对于石鼓流传、石鼓文文字、训释的研究历代不绝,其中宋人王厚之《复斋碑录》论述南宋以前石鼓的辗转迁徙,甚为详备,元人潘迪《石鼓文音训》更是集宋释之大成。

  这些研究足够让石鼓文成为硕果累累的学术明星。但它们并不是石鼓文的全部。在张怀?、韩愈、张彦远之后,石鼓文的艺术光彩似乎比学术光彩要黯淡得多。这种情况的改观一直要到清代。

  哈佛燕京图书馆收藏着一份石鼓文拓本,字口清晰,摹刻精良,名曰《仪征阮氏重??/span>天一阁北宋石鼓文本》 ,清张燕昌书丹,吴厚生、江德地摹勒,嘉庆二年( 1797 )初拓。主持摹刻石鼓文的是一代文宗阮元,他将碑与帖的问题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真正开启了清代重碑学的新风。也正是在这种时代氛围中,石鼓文迎来了新生。

  石鼓文虽然在学者和书法家那里早已大名鼎鼎,但是在复制技术和信息流通尚不算发达的时代,要想见到石鼓的真容也并不容易。况且金石亦有寿,刻石文字年久易损,北宋欧阳修著录时已仅存四百六十五字,明代范钦天一阁藏宋拓本仅存四百六十二字;至元代石鼓上仅剩三百八十六字,今之“马荐”鼓则已一字无存。因此,石鼓文的传承成为一个并不亚于研究的重要问题。

  摹刻是传承的重要途径。阮元在《杭州扬州重摹天一阁北宋石鼓文跋》中记录说:“元于嘉庆二年夏,细审天一阁本,复参议明初诸本,推究字体,摹拟书意,刻为十石,除重文不计,凡可辨识者四百七十二字。”在《金石十事记》中写道:“天一阁北宋石鼓拓本,凡四百七十二字,余摹刻为二,一置之杭州府学明伦堂,一置扬州府学明伦堂。 ”张鉴《雷塘庵主弟子记》中载嘉庆十一年(1806),扬州太守伊秉绶嘱重刻石鼓十石于扬州学府,并于《扬州府学重刻石鼓跋》中云:“阮中丞芸台先生视学浙江时,曾刻置杭州府学,今重摹十石,置之扬州府学,大儒好古,嘉惠艺林,洵盛事也。 ”前后十年间,在阮元带动下的石鼓摹刻活动就有两次,可见阮氏之于石鼓的功绩。阮刻本的特点在于推究字体,摹拟书意,对石鼓文字进行了整理。对比宋拓本,阮本差异较大,从笔划上看,宋拓本属玉箸体,笔画精细均匀,而阮元本则有了较大较多的粗细变化,这反映出不同的写刻方法。

  石鼓文的艺术价值更在于历代书家的欣赏和临创中。石鼓文字体古茂遒朴而有逸气。笔划严谨而工整,粗细均匀,结体有的对称平正,有的则参差错落,近小篆而无小篆的拘谨。布局上,字字独立,又体现出上下左右之间的偃仰向背关系,在古文字书法中独具风神。康有为称其“如金钿委地,芝草团云,不烦整我,自有奇采” 。后世学篆者皆奉为正宗,无不临习。杨沂孙、翁同?、吴大??⑽獠?丁⑼醺b值冉曰褚嬗诖恕?/p>

  这之中,又以吴昌硕最为得力。目前能够见到的作品中,吴昌硕从三十多岁直到八十多岁,五十年间,临习创作不断,并从石鼓文中创生出一种独特的篆书风貌。从他早期所临石鼓文看,受阮元刻本影响颇多。阮本有较大较多粗细变化,可以看出不同的运笔方法。吴昌硕篆书,线条变幻丰富,或许就是得益于阮本的影响。吴昌硕的变法在四十五岁前后,沙孟海论述吴昌硕此间所临石鼓文,有“结法渐离原刻”的评价。从作品风貌来看,吴昌硕在四十五岁以前所临石鼓文较为规整,中锋运笔,精心结体,而四十六七岁至六十岁这段时间是其篆书初显面貌阶段,至六十岁以后“确立自我面目” 。他六十岁以后,在石鼓文的临、创上,倾注了大量心力,遍搜宋明佳拓,再参以秦石刻和西周金文,旁及秦玺汉瓦,进行变革,创出崭新的书风。看他此一时期的作品,会发现其中结体开张大气,线条聚散有节,墨色枯润变化,均显示出和谐灵动的韵律和苍劲朴茂的意趣。

  对石鼓文的临创在吴昌硕达到极致。一生用力,孜孜以求,这其中首先是独到的审美眼光,他发现了这种美,并持之以恒坚持这种审美,如果从更深层次上来说,或许是石鼓文的风神恰好契合了吴昌硕生命的底色。吴昌硕于石鼓文更大的功绩却不在于发现它的美并持之以恒地临习它,而在于他赋予石鼓文另一种可能性。他以石鼓文为底子,遍参金文秦碑、秦印汉瓦,于是,这四百多字便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今天,印刷技术高度发达,我们能够很方便地见到各种拓本的影印本,甚至能够很容易地见到藏在故宫的实物,享受的便利是古人所不能比拟的,要怎样利用这样的便利,让藏在像石鼓文这样的文物中的文化和艺术价值得以更好地展现,值得深思。

                        

                       石鼓文《贤如》七言联 吴昌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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